全球经济的高速增长造就了开始于2003年的本轮商品超级牛市。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为世界生产产品的同时,也为世界消耗资源。然而当中国在不断扩大对国际大宗商品需求的时候,商品价格的暴涨总是如影随形。
　　当发达国家享受着高增长、低通胀带来好处的时候,当商品投资者抓住所谓的“中国因素”在商品市场疯狂获利的时候,中国却常常要面临高价买入初级商品、低价出售加工产品的尴尬境地,对中国企业而言,有时“中国因素”反而成为了“中国劣势”。
 　　在本轮大宗商品的涨跌过程中,我们经历了2003~2004年的中国“大豆地震”、经历了2005~2006年的“国储铜事件”、经历了2007年下半年以来的农产品狂飙浪潮、经历了国际铁矿石价格连续数年以超过50%的速度增长、还经历了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内众多航空公司“套保巨亏”等等。这些经历对中国而言,都略带悲情的色彩。回顾这些故事,我们发现,作为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主要买方的中国,却难以在商品价格的最终确立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大豆地震
　　2003年8月~2004年8月,在美国大豆上市前后,作为国际大豆贸易定价基准的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的大豆期货价格发生剧烈波动,导致大量中国大豆加工企业高位采购,并在随后的价格回落过程中由于无力支付货款或高成本带来的巨额亏损而陷入危机。业内人士将此称为“中国大豆地震”。同比估算,在大豆进口方面,此次“地震”造成我国在2004作物年度（以CBOT作物年度为标准）多支付约15亿美元。
　　更为严重的是,经过这场“地震”,中国大量民营压榨企业被迫关闭,外资快速进入中国大豆压榨领域。
　　从表面看,美国农业部（USDA）配合市场行情的预测报告和美国基金的大肆炒作是导致价格大幅波动并促成“大豆地震”的直接原因。但“地震”发生的根源在于美国在现行大豆国际定价机制中的中心地位及其对大豆国际贸易的控制;另一方面,透过“大豆地震”,中国自身在期货市场、外贸机制和产业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充分暴露出来。
　　其实,在国际大豆贸易中,买卖双方的博弈是有利于买方的。从全球大豆生产格局来看,美国和南美（巴西、阿根廷）是主要的大豆生产国或地区,他们都是大豆的净出口国,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大豆净进口国完全可以他们的竞争关系来取得对自己更有利的价格。不过,在旷日持久的博弈中,中国却失去了自身的优势。除了国际大豆贸易定价机制外,中国快速增长的产能和分散的采购主体以及集中的采购方式导致我们成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
　　2001年以后,中国国内对豆油和豆粕需求的爆发,使过去的小作坊式压榨加工模式已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压榨利润的丰厚,使华南和华东地区率先出现大中型压榨企业。上一个压榨厂项目,门槛并不高,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术含量,况且,一般投产当年就能收回投资成本,是一项不太费力且赚钱快的行当。
　　一时,或独资,或合资,或国有,或民营,各类压榨企业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从沿海到内陆,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上马的压榨工厂项目,为取得规模效应,日压榨产能一个比一个大。从日压榨大豆500吨到1000吨,直接到2000吨乃至5000吨、6000吨……大豆产能的快速扩张导致国内企业对进口大豆存在一种近乎“饥渴”般的需求,中国大大小小的企业,看起来总量不小,但却是各自为战,缺乏定价主动。同时,中国企业当时选择了很容易被国际投机资金利用的“短时间内集中采购”的方式进口大豆,这使我们的进口成为大豆价格大幅上涨的最好借口,而在采购一结束,大豆价格因突然失去买盘支撑而出现大幅下跌。
　　其实,高位买单并不可怕,可怕的在于中国大豆压榨企业在疯狂进入国际市场获取大豆资源的时候,忽略了保值的重要性。浙江天马期货分析师是俊峰指出,当时那些出现大幅亏损的企业,基本上没有利用期货市场保值。当中国买盘结束后,国际大豆价格快速下跌,从而导致国内大豆和豆制品价格迅速回落,国内企业每加工1吨大豆要亏500~800元,本来如果利用期货市场进口保值的话,这种亏损可以对冲掉,但是中国企业“裸奔”式的采购最终导致了这些企业被迫吞下苦果。